少年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"青衣少年"的，南城的人各有各的说法。

有人说，是老焦把压箱底的本事都掏给了他；有人说，是这小子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，骨头比别人硬，眼睛比别人毒；也有人说，是他命里带煞，台上跟他对过的，没一个有好下场。说什么的都有。可有一件事，南城人是公认的——从茶溪镇来的那个爬起来的小子，用了三年，把自己从一个挨打的杂毛，打成了欲醉楼擂台上没人敢轻易招惹的角色。

那三年，星光像一棵长在石头缝里的树。

没有人浇水，没有人施肥，可他就是疯长。他十二岁到南城，十五岁那年，已经蹿到了五尺八，肩膀宽了，下盘稳了，那双在码头上抢活、咬人的手，被老焦的棍子和擂台的拳，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茧。老焦教他的那套——看肩、看脚、看破绽、省力气、一拳是一拳——他学进了骨头里。他不再像当初那样豁命乱打。他学会了等，等对方先露出那一瞬的空，然后，一拳。

老焦看他打完一场干净利落的擂，一拳撂倒一个比他重三十斤的盐帮汉子，蹲在台边，吧嗒着旱烟，难得地没骂他。

"有点意思了。"老焦说。

那是星光听过老焦最高的夸奖。

南城的人开始记住他。起先没人知道他叫什么，只叫他"老焦那小子"。后来他打的场子多了，赢的硬仗多了，得有个正经的名号才行。管擂的问他报什么名。星光想了想。他想报"星光"——可"星光"两个字，软,亮,不像个拳手的名号,倒像个唱戏的。他不舍得把这两个字拿到这血腥的台子上来糟践。这两个字,是他爹起的,是那个丫头喊的,他要留着。

他低头看了看自己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短打——他穷,买不起别的颜色,一年到头就这一身青。

"青衣。"他说,"就叫青衣。"

"青衣少年"这名号,就这么在南城的拳坛上挂了起来。

也就是在那一年,他认识了常乐。

常乐是个圆脸,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,看着就像揣着二两好心情。他比星光大两岁,也在拳坛混,可他跟星光不一样——他打拳,纯粹是为了挣钱娶媳妇。他看上了城南卖豆腐的一个姑娘,姑娘的爹嫌他穷,要二十两聘礼。常乐就上台挣那二十两。挣够了,他就不打了。

"我跟你说青衣,"头一回跟星光喝酒,常乐就掏心窝子,"我这人没大志气。我就想攒够钱,娶了阿桃,开个小铺子,卖卖酒,生几个娃,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,这辈子就齐活了。"

星光看他一眼:"就这点出息?"

"就这点出息。"常乐一点不臊,反倒乐了,"出息大有什么好?你看老焦,当年多大的名头,赤拳!南城的天!如今呢?瘸条腿,住破屋,一个人喝闷酒。出息越大,越是一个人。我宁可没出息,身边热闹。"

星光没接话。他心里不以为然。他想,常乐这种人,一辈子也就守着一个豆腐西施、一个小铺子了,目光短浅。他星光不一样。他要的,是闯出南城,闯到江州去,闯到那道门跟前去。

可不知怎么的,他跟常乐就处成了兄弟。

也许正因为两个人不一样。星光像一把出鞘的刀,常乐像一床旧棉被。刀冷,棉被暖。星光在台上拼命的时候,台下永远有一个圆脸在扯着嗓子喊他;星光受了伤,把自己关在柴房里谁也不见的时候,常乐会拎着一壶酒、两个馒头,不声不响地坐在门口陪着。

"青衣,"有一回常乐喝多了,搂着星光的脖子,"你这么拼,到底图个啥?"

星光望着南城的夜。欲醉楼的灯,一层比一层亮,亮到三层,亮成了另一个世界。

"图……"他想说点点,想说那道门,想说茶山上那个攥着木牌的丫头。可这些话,他从没对人说过,到了嘴边,又咽了回去。

"图有一天,我也能进那个最亮的地方。"他说。

常乐顺着他的目光,看了看欲醉楼的三层,又看了看他,憨憨地笑:"那地方有什么好。我看着就晕。"

星光也笑了。他那时候不懂常乐。他觉得常乐是井底的蛙,看不见天。

很多年以后,他才懂——常乐不是看不见天。常乐是早就看明白了:天上没有暖,暖在地上,在一碗热豆腐里,在一个等门的女人身上,在几个吵闹的娃娃身上。

常乐什么都明白。他只是没本事、也不屑于,把自己的明白讲成大道理。他就用一辈子,安安稳稳地,把那点明白,过成了日子。

而星光,要用一辈子,绕一个天大的圈子,丢掉所有最金贵的东西,才能回到常乐一开始就站着的那个地方。

那年南城的秋夜,两个穷小子,一壶劣酒,坐在欲醉楼下的台阶上。一个想上天,一个想守地。一个后来真的上了天,一个后来真的守住了地。

天上那个,孤苦一生。

地上那个,儿孙满堂。

可那一夜,他们谁也不知道。那一夜,他们只是两个喝多了的、勾肩搭背的、笑作一团的少年。星光甚至觉得,有常乐这么个兄弟,这世上好像也没那么孤单了。

那是星光这一生里,少有的、不觉得孤单的时候。

后来他想,人这一辈子的好日子,其实是有定数的。茶山上跟点点看云的那些日子,是一份;欲醉楼下跟常乐喝酒的这些日子,是一份。年轻时不知道珍惜,大把大把地花,以为往后还多得是。

等到后来才晓得,那就是全部了。

花完了,就没了。